议昭君出塞的和亲规格

可永雪     余国钦

 

　　上世纪20年代末，王桐龄先生在《史学年报》上撰文——《汉唐和亲政策》，把汉代和亲女子分为四等七级，把王昭君列为“不列等”的第七级，并说：“不列等之王昭君，乃下赐称臣、纳贡、入朝之呼韩邪单于者，乃完全为赠品也。”这段话文字不多，分量很重。字面上说的王昭君，背后讲的是汉家天子对这次和亲的态度。什么意思？无非是说，呼韩邪单于请婚于汉，汉家皇帝以天子自居，高高在上，毫不介意，赐之一宫女。原本事实真是如此吗？那就看看有关历史记载。

　　先从呼韩邪单于服汉称臣开始：匈奴遭天灾（大风雪）人祸（五单于争立），面临“事汉则安存，不事则危亡”的局势，呼韩邪单于采用伊秩訾王的谋策，“称臣入朝事汉，从汉求助，如此匈奴乃定。”

　　甘露二年(公元前32年)，消息传到长安，群臣计议，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“宜待以不臣之礼，位在诸侯王上”的意见。

　　甘露三年（公元前51年），呼韩邪单于来朝，汉遣车骑都尉韩昌相迎，发所过七郡二千骑陈列于道，以为宠卫。汉宣帝始接见于甘泉宫，“宠以殊礼，位在诸侯王上，赞谒称臣而不名，赐以黄金玺绶（《食货志》：‘宣帝始赐单于印玺，与天子同’）”，以及其它礼品多多。相后会于渭桥，“诏单于毋谒”，场面宏大壮观；“置酒建章宫、飨赐单于，观以珍宝。”二月归，留居光禄塞（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）下。汉遣董忠、韩昌率领一万六千骑，又征调边郡数以千计的马匹相送。“诏忠等留卫单于，助诛不服，又转边谷米糒（干粮），前后三万四千斛，给赡其食。”

　　黄龙元年（公元前49年），呼韩邪单于复入朝，“礼赐如初，加衣一百一十袭，锦帛九千匹，絮八千斤。”

　　元帝即位（公元前48年），“呼韩邪复上书，言民众困乏。汉诏云中、五原转谷二万斛以给焉。”

　　永光元年（公元前43年），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，力量壮大，足以自卫，塞下禽兽尽，欲北归，登诺水（今内蒙古中部艾不盖河）东山（在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以东一带）与汉将韩昌、张猛歃血盟誓：“自今以来，汉与匈奴合为一家，世世毋得相许相攻。有窃盗者，相报，行其诛，偿其物，有寇，发兵相助。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，受天不祥。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。”

　　“竟宁元年（公元前33年）春正月，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。诏曰：‘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，即伏其辜，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，乡慕礼义，复修朝贺之礼，願保塞传之无穷，边垂长无兵事之事。其改元为竟宁，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瘀氏。’”

　　“竟宁元年，单于复入朝，礼赐如初。加衣服锦帛絮，皆倍于黄龙时。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（颜师古曰：‘言欲取汉女而自为汉家婿’）。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。单于欢喜，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，传这无穷，请罢边备塞吏卒，以休天子人民。”

　　“王昭君号宁胡瘀氏，生一男，伊屠智牙师，为右日逐王。呼韩邪立二十八年，建始二年（公元前引年）死…….雕陶莫臬立，为复株累若（“革”加个“是”字）单于。……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，生二女，长女云为须卜居次，小女为当于居次。”

　　从以上的事实看，匈奴呼韩邪单于处于“事汉则安存，不事则危亡”的境地，“称臣入朝事汉，从汉求助”，自然出于真心；汉家天子以隆重仪式相迎，“宠以殊礼，位在诸侯王上，赞谒称臣而不名”，有求必应，竭力相助，亦非作秀，而是诚意。只有汉家相助，何时何处有匈奴“纳贡”？所以，有同志把这次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建立、发展起来的汉匈关系称之为“平等联合”；亦有同志认为“昭君出塞和亲，是双方和平交往的一个最具有典型意义最为世人所知的范例。”这些解读都很有道理。“数世不见烟火之警，人民炽盛，边城晏闭，牛马布野，”就是证明。

　　史有明文，昭君出塞和亲有二件大事；一是出塞之年改元竟宁；二是出塞之日临辞大会。昭君之前，出塞和亲者多矣，哪个有如此大的盛会，有如此重大的改元，可以称这为史无前例。这说明什么？除了说明汉家对此次和亲的重视外，别无解释。上世纪50年代，在内蒙古包头市麻池乡汉墓发现的“单于天降”、“单于和亲”、“千秋万岁”、“长乐未央”等瓦当，已被考古工作者和学术界认定为纪念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而制作，这说明汉匈双方对这次亲都极为重视。

　　既然汉匈对此次和亲都极为重视，汉何以不遣公主或以宗室女代公主，却“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瘀氏”呢？这里固然与当时局势——汉强、匈弱有关，但是，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的当政者总结汲取了此前历次和亲的前车之鉴。

　　“和亲之论，发于刘敬。”高祖刘邦“从其言”是因为“时天下初定，新遭平城之难。”“约结和亲，略赂单于，冀已救安边境。”本议定遣长公主（高祖亲女），因吕后力阻，而改遣“家人子”诈称公主。此后，孝惠、高后、孝文、孝景，直至孝武初立，相继执行的亲政策。所遗之女，皆为公主、翁主。可是，她们和亲去后，“匈奴盗寇不为衰止”，“匈奴数背约，边境屡被其害”。当然，这种和亲效果不能归罪于这些公主、翁主，但也表现出了这些公主、翁主无识少能，因而无功于和亲使命，所以，史书连他们的姓名都没留下。这并非班固吝惜笔墨，而实在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入史的价值。

　　在史书没有留下姓名的公主、翁主是如此，而留下姓名的又是如何呢？留下姓名的翁主有出使乌孙和亲的刘细君和解忧。刘细君至乌孙，“自治宫室居，岁时一再与昆莫会，置酒饮食（一年之中仅有一两次与昆莫见面，一起饮酒吃饭）”，“昆莫年老，语言不通。”悲愁万分，自为作歌曰：“吾家嫁吾兮天一方，远讬异国兮乌孙王。穹庐为室兮旃为墙，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居常土思兮心以内伤，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”仅仅过了五年，便悒郁而终。刘解忧比刘细君强，她先后嫁军须靡、翁公靡、泥靡三位乌孙昆弥，在乌孙几乎度过整个一生。但也犯了极大错误，她与汉使合谋，刺杀丈夫弥靡，不仅以失败告终，还造成了吴孙分裂为大小昆弥，汉使魏和意丢了脑袋。史载：“公主（刘解忧）在乌孙四十余年，恩爱不亲密，边境未得安。”真正在出塞和亲作出良好贡献的反倒是刘解忧的侍者冯嫽。史载：冯嫽“能史书、习事（会办事）、常持汉节为公主（刘解忧）使，行赏赐予城郭诸国，敬信之，号曰冯夫人。“更可称道的是刘解忧惹起吴孙分裂，冯嫽被汉宣帝召回长安询问实情后，锦车持节赴赤谷城（乌孙首都，在今新疆阿克苏河上源，吉尔吉斯伊塞克湖东南伊什提克一带），诏命元贵靡为大昆弥，乌就屠为小昆弥，颁赐汉朝印绶，这就避免了乌孙分裂，两派兵戎相见，汉朝失去与吴孙的友谊，丢掉和西域的联系。若没有卓越的才能是完不成这样重大的军事政治任务的。汉宣帝甘露三年乌孙大昆弥元贵靡死，子星靡代立，年纪幼小，冯嫽又上书，自告奋勇：“愿往乌孙，辅佐星靡”，汉朝立刻准其所请。看，这是一位多么有胆识有才干，敢作为的女性，又是一位多么胸怀大局，富有爱国心的女性！相形之下，细君、解忧以及在她们之前的那些出身高贵的公主、翁主等的表现，实在有点不太争脸了。（也正是这一年，刘解忧则上书，以“年老土思”——思念故土而回到长安。）

　　从以上事实来看，诸多公主、翁主与一位身份低贱的侍者“落差”之大，几乎不可同日而语。究其原因，是这些出身高贵的金枝玉叶，一者养尊处优，不谙世务；二者娇生惯养，哪里受得了远嫁异域的风霜和委曲？正是因此，萧望之才总结式的说：“前公主在乌孙四十余年，恩爱不亲密，边境未得安，此已事之验也。”宣告以公主、翁主和亲是不成功的。与冯嫽的出人意料的出色表现与作为形成的对比，不能使当局思考：和亲的人选是否应该有所变化。王昭君以待诏宫女担当和亲主角这个特例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。

　　王昭君来自“良家子”，即平民之家、庶民之家的女子。此时身份为未得御见的掖庭待诏。为什么未得御见，史无记载，不得而知。若可推断：一、刘（大字两边各有一个百）  原来就不是个好色之徒；二、“日撞亡秦之钟，听郑卫之乐”，沉醉于声律之中；三、后期体弱多病，无力再置宠幸。待诏，从上文的考察中看，不是已入宫的普通宫女，而是从州郡选来以充实后宫、建设后宫“姿色端丽”的美女。作为汉家皇帝准备充实后宫的待诏，嫁匈奴单于，规格低吗？应该说不低。汉元帝正是以此赐单于的，匈奴单于也正是以此而接受的。故，呼韩邪“欢喜，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，传之无穷。”

　　“赐单于”的“赐”字，在这里表示君臣关系，无有轻视之意。昭君以前出塞和亲的公主、翁主没有用过“赐”字，那是因为两个国家的和亲；此时的匈奴，汉家把它看得再高，也还是臣，故用“赐”字，这是史家必须遵守的。

　　《后汉书》记载，王昭君是因为“入宫数岁，不得见御，积悲怨，乃请掖庭令求行”的，这说明王昭君是一个烈性女子，是一个有抱负的女子。在临辞大会上敢于展示自己的天生丽质，自矜自负自我肯定的性格，出塞和亲的壮怀，更说明她意气非凡。

王昭君是这次出使匈奴和亲的最佳人选。她的自请求行，与汉匈奴二十年来建立起来的民族和平友好的巩固与发展完全合拍，这就铸成她一生的光辉亮点，也是她流芳千古的原因。所以，与她同时代年岁略长于她的焦延寿语重心长地歌颂她说：“交和结好，昭君是福！”

　　　　（本文作者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　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）